失落的先锋性:读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艺术上的先锋才是真正的左翼。[1]

──施蛰存

对左翼思潮或中国现代文学有兴趣的人,应该相当熟悉《黑暗的闸门》这本经典研究着作。在英文版出版近50年后,完整的中文翻译终于面世。时至今天,《黑》仍然是进入中国共产党研究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着作。本文无意再于此侃谈其影响力之深广,反而希望藉由阅读《黑》的启发,延伸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先锋者的失落。

一、

幸或不幸,中国文化传统中,「笔权」与「政权」一直处于密不可分的状态,一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分期往往以政治事件划分,中国文学从来难以离开历史政治的阴影。

王宏志为《黑》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仅从(《黑》)现有的几个个案来看,已清楚见到夏济安所要强烈宣示的讯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角力中,最终失败必然是文学。」(页xxiii)《黑》具体提出了共产政权如何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相反文学却未能真正如鲁迅所言达到「新民」的效果。在文学和政治的角力中,文学始终从属于政权、让路于政治。王宏志的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不过笔者更希望将视野收窄至作家个体。在《黑》中,前面几章分别以瞿秋白、蒋光慈和鲁迅为重心,写法贴近作家生命史的研究方式。尤其在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两章,仔细交代作家的生平和经历,尝试还原共产政权「集体」底下的「个人」面貌。夏济安的重要性也正正在此,他尝试穿透集体观念的迷障,探讨共产政权底下,左翼文人的生存状态。

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的作家不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是文艺上都追求先锋的启蒙姿态,其中大多数更担任译介者的角色。诚如夏济安的分析,在朝往政治的发展中,先进文艺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甚或媚俗化(例如蒋光慈),最后文艺的性质在延安讲话被一锤定音,必须归摄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方针底下。作家为了「保持着统一」的形象,只能抛弃自身的艺术审美(倾向现代主义或颓废色彩的文艺),继续尽心尽力为无产阶级抗争奋斗。然而,左翼文人即便放弃了文艺,甚至进一步专注于政治改革,宣导无产阶级革命,依然无法确保社会理想──马克思历史唯物辩证法所应许的无产阶级社会——会得到实现。笔者认为,夏济安特意选择瞿秋白、蒋光慈和鲁迅作为重心,正正是要呈现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外忧内患的情况下,文人所面对双重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的先锋性的失落。

二、

以往讨论《黑》,焦点往往落在政治与文学相互倾轧的问题上。事实上夏济安以非常有限的资料讨论左联的分裂、左联五烈士事件,经常回到共产党党内斗争的背景。夏济安通过这一个庞大的历史框架,意图进一步说明,即使文人放弃了「无用的文学」,专注于政治,这些文人在政治上不见得就能够一帆风顺,无往不利。恰好相反,等待作家的是政治和艺术双重的失落。这种情况在鲁迅身上可以得到验证。鲁迅作为五四以来文学和政治上的先锋者,起势自然极好,然而,其私下的文艺喜好不为后来政权所欣赏(《野草》后来即被左翼文人批判)。为了维持革命者的形象,继续政治的道路,他必须将这些部分隐藏起来。后来,他更把精力全部投放在政治,放弃了文学。鲁迅同时不得不面对政治上的斗争,却也无力改变中共政权的政治决定(联合战线、国防文学论争)。也正正在这一些时刻,鲁迅体会到革命者与作为革命同路人的自己,不论在政治还是文学的观点上都存在根本的差异,而个人的声音,却必须归顺于集体。

当共产政权成为了组织建制,集体概念被大肆宣传,甚至政党的决策与民族国家的命脉直接「被」连繫起来。个人、启蒙者、先锋者等等概念就注定要被扬弃,他们最终不论在政治还是文学上(如果两者真的曾经分离)都必须妥协于政治权力,可以说中国左翼文学史其实就是先锋性失落的历史。而先锋和个人精神燃烧殆尽的结局,正正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夏济安指出毛泽东认为「只要文艺还在个人或小团体的控制之下,不论他们如何支持党的事业,就总有可能发出质疑、反对的声音,要求公正、独立思考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力,继而从根本上削弱党的势力。」(页219)撇除了夏济安极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毫无疑问,延安讲话是文艺「去个性化」的举措,标誌着先锋性正式被集体意识所取代。

三、

我们时常都说,文艺和政治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文艺讲求独立、讲求个人性,而政治牵涉集体利益,个人必须让路退场。但与其说左翼文人当时未能意识到文艺和政治有着先天性的矛盾,倒不如说,他们曾经衷心盼望着两者奇妙而脆弱的结合可能,却最终事与愿违,文学不单无法与政治结合,甚至最后为政治所支配。而当瞿秋白写出〈多余的话〉、当鲁迅与左联闹翻,他们都彷彿退回到文艺的内核、个人的位置。他们作为一整个时代的启蒙者和教育家——一个突出的个人,注定无法完全融入在集体意识当中。真正可悲的是,先锋者之于强调集体性的时代,不过是时代错乱(anachronism)下的丑角(comedian)而已。

夏济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诠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框架。由之,我们看到文学和政治中个人性和先锋性退场,集体性取而代之的历史过程。可能确实如施蛰存所言,真正的左翼,都必然曾经是国际主义者、是艺术先锋。然而,随着政治的发展,先锋者最终只能成为政权的傀儡,被建构成属于集体的神话。夏济安道破了中共的造神计划,揭示个人主体在集体意识下的挣扎和反抗,然而这黑暗的闸门终究落下,理想的先锋者被困其中,无法自拔。

注释:

[1] 出自李欧梵访问施蛰存的访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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